安阳市

专业技术类监管人员可四周左右组织一次基础培训，每次不超过3个学时。

各类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即是该类在职培训的组织方，既可由前述土地复垦监管联席会议来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人员统一培训，也可由相关职能部门各自组织其监管人员分散培训。首先，就存续于土地复垦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监管机构建制条款和监管机构治理条款，予以归类和定性。

应予规制的被惩戒人参与制裁程序事项则当在凸显开放式、对抗型参与要义前提下，指向土地复垦监管人员惩戒委员会自身进行的行政责任惩戒决定或刑事责任惩戒提请程序。国土部门当就土地复垦费征收使用、年度土地复垦资金投放使用等事项实施全程监管。应列明各类土地复垦监管人员正常履职所需学科专业知识、实务操作技能基本要求，及其在职培训主体、科目与方式等事项。[40]赵谦：《农民参与土地整理监管所需制度空间的实证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具体可从监管人员履职能力基准规范、实效化在职培训规范这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应将《土地复垦条例》第36条第5项规定的监管过程财务利益输送事项列入徇私舞弊行为责任范围。最终基于相应规范评判的结果给出解决疑难的法律案件的建议[27]，以探寻规制机构建制、治理事项之土地复垦监管组织条款契合于相应提升机构能力要求的规范设定路径。由于每个成员国都具有一个或多个独立监管机构，欧洲各成员国在监管问题上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协作，采取多方面措施确保对《条例》的适用具有一致性。

其一，《条例》确立了默认权利(default entitlements)的原则，收集与处理个人数据不仅需要征得个人同意，而且在没有明确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个人也是其数据的默认拥有者。[98]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与数据的流通方式就有可能脱离人们的预期，就有必要通过法律来对信息流通方式进行合理的规制，以促进数据在各种语境下能够合理流通，同时保障伴随数据合理流通的风险能够得到有效规制。[97] 对于个人数据来说，如果一个社群具有较为合理的信息与数据流通机制，那么侵犯隐私的情形就会大大降低。摘要:  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是全球个人数据保护的最重要立法之一。

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28]第二部分规定了控制者与处理者对于个人数据安全所应承担的责任和采取的措施。

携带权则是另一个会给企业等实体增加负担的例子。通过对《条例》的介绍与总结探讨了数据隐私的性质与法律保护的框架，本文指出了《条例》暗含的数据隐私保护的两种框架：人格权保护与隐私权保护。首先，个人可能没有能力理解网站等数据收集者的隐私政策。[17]其次，如果数据主体的同意是在涉及其他事项的书面声明的情形下作出的，请求获得同意应当完全区别于其他事项，并且应当以一种容易理解的形式，使用清晰和平白的语言，任何控制者所发表的免责声明都不具有效力。

[39]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具备充分性的转移，当欧盟委员会认为第三国、第三国内的领地或一个或多个特定部门，或国际组织不具有充分程度的保护，控制者或处理者只有提供适当的保障措施，以及为数据主体提供可执行的权利与有效的法律救济措施，才能将个人数据转移到第三国或一个国际组织。[85] 总之，基于财产权的隐私保护虽然具有优点，但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26] 第四章规定了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责任。通过这种介绍与总结，本文指出，《条例》从整体上采取了强化数据主体权利的立场，大大拓展了此前隐私法赋予数据主体的权利。

条例规定，合法的数据收集与处理只能是基于个人同意的，在没有个人同意的情形下，个人可以进行申诉、提起司法诉讼，而监管机构也可以对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施加高额处罚。[78] 除此之外，人格权的开放性与模糊性也存在某些问题。

就定义来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数据的定义：‘个人数据的含义是任何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相关的信息。[27]而所谓的默认的数据保护，指的是控制者的数据保护责任是一种缺省规则。

[43] 第七章是关于合作与一致性的规定。《条例》首次提出了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的携带权利，规定数据主体有权无障碍(without hindrance)地将此类数据从其提供给的控制者那里传输给另一个控制者。[76]而在收到这些请求后，谷歌公司又不可以以自动化的方式对所有这些信息进行一键删除。[38]其次，规定了两种类型的转移，一种是基于充分性的转移，当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相关的第三国、第三国中的某领地或一个或多个特定部门，或国际组织具有充分性的保护，可以将个人数据转移到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必须采取所有步骤，保证为了实现某项目的而处理的不准确的个人数据被擦除或及时更正。[52]或者如欧盟委员会前副主席芮丁女士(Viviane Reding)所言，个人数据保护对于欧洲人而言是一项基本权利，欧洲一直将隐私视为一种建立在基本人权之上的政治要求。

[73] 三、人格权进路与隐私权进路的利弊 如何评价《条例》对于数据隐私兼顾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保护？在此，我们可以首先分析这两种进路的利弊，以此来进一步反思《条例》对于数据隐私的规定。[94]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模式应该更着重于数据使用者为其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将重心放在收集数据之初取得个人同意上。

保护隐私权益，应当更多采取公法风险规制与消费者法保护的框架，而不是寻求一种具有确定性边界的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对于数据的收集、处理、储存与披露，应当要求相关数据收集者、控制者或处理者承担相应的透明性义务，应当保证消费者尽可能真实和准确地了解相应的风险，包括财产损失、人身伤害以及人格受损的风险。

例如，第1条主要事项与目标第3段规定：在处理个人数据中保护自然人，这不应当对欧盟内部个人数据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或禁止。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第85条，该条规定：成员国应当通过制定法律调和符合本条例制定的个人数据保护权与表达自由权与信息权，包括调和为了新闻目的和学术、艺术或文学表达目的而进行的处理。

[55]Samuel D. Warren Louis D. Brandeis , The Right to Privacy4 Harv. L. Rev.193(1890). [56]Samuel D. Warren Louis D. Brandeis , The Right to Privacy4 Harv. L. Rev.193, 195, 206(1890). [57]美国隐私法受到美国学者威廉姆·普罗斯(William Prosser)的巨大影响，对此的分析，参见Neil M. Richards Daniel J. Solove Prossers Privacy Law: A Mixed Legacy98 Calif. L. Rev.1887(2010). [58]Edward J. Bloustein Privacy as an Aspect of Human Dignity: An Answer to Dean Prosser39 N. Y. U. L. Rev.962(1964). [59]在此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2款所提到的个人尊严可以作为德国民法上的渊源性权利，这样，个体作为人的尊严和发展其个体人格的利益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这一人格权应当可以对抗不特定的第三人。对于传统的财产权理论来说，个人基于其意志而自由处分其财产，包括出售其财产，这是财产权的重要特征。而在数据主体未表示同意的情形下，处理的合法性必须是为了实现数据主体利益、[12]履行公共职责、[13]保护第三人核心利益、[14]实现公共利益、[15]控制者或第三人的正当利益[16]。在很多规定上，《条例》仍然采取了基本权利的进路，赋予数据以某些不可转让的特征。

这样一来，使用数据的公司就需要基于其将对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对涉及个人数据再利用的行为进行正规评测注释： ①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都是155人，十届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数基本确定在175人左右。

这种人员构成也容易使得立法起草过程带上浓厚的部门本位色彩。人大立法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核心要求就是坚持人大立法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进入专题： 人大主导立法 立法行为能力 。宪法文本上的全国人大从立法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几个方面遇到未必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现实的冲击，造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不确定性，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削弱的现象。

显然，人大主导立法并不意味着人大是唯一立法主体，也不要求人大对于立法事务事必躬亲，亲自操刀立法提案、法案起草、审议、表决、法律修改和立法解释等全部立法事项，而主要是在制定立法规划、法案内容、审议结果等立法过程中享有最重要最基本的立法职权以及立法决策的主要话语权与最终决定权。(二)拥有适度的立法规模、足够的立法时间以及高效的立法辅助手段 立法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源与信息支撑的国家政治行为。要充分发挥人大的立法主导作用，人大必须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养成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自信与底气，大胆主动全面承担起主导立法的责任，强化其在同级立法体系中的主导意识，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大主导、政府配合与政协协商之间的关系，防止人大立法主导权的旁落和虚化。正如沈国明教授所言，如果人大没有这个能力，反责怪政府部门起草导致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那是打错了板子，能够发现并剔除部门利益，能够对草案中的这些内容行使否决权，就是人大在主导立法。

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日渐缺少了载体，又何以体现其‘最高性呢?[5]而且，如果国家法律制定主体在民意基础方面存在重大缺憾的话，国家法律的正当性与权威性势必受到影响。那么这些人应该有统一的门槛，这个统一的门槛就是国家级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个应该走向统一[19]。

即使是已经通过的法律法规，如果不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或是与上位法相抵触，人大应当对其进行及时清理、纠正或直接终止其效力。二者在存在形态、开会方式、法律地位、民意基础方面都截然不同。

当前，关于人大主导立法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认识，即认为人大主导立法就意味着立法工作是人大的一亩三分地，人大在立法过程中要一枝独秀唱独角戏。民主立法旨在通过民意代表机关的立法过程表达人民意愿、化解社会难题，将各利益相关方的偏好整理归纳为人民的整体偏好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保证立法意图与人民利益的高度契合并实现二者的最大公约数。